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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鲁番阿斯塔那M148、M233和阿斯塔那西区M408、M409等4座墓葬在发掘报告中被认为年代较晚。但通过将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与周边相关墓葬比较可见其年代或可早到十六国早期。在西晋甚至曹魏时期,汉式墓葬已在吐鲁番出现,且与河西敦煌、酒泉等地墓葬的面貌接近,或与当时历史背景有关。
作为战国时期的典型器物,山字镜自出土以来便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山字镜上面的"山"形纹饰不是山的象征,并非以字代形,更不是以形代字;山字镜也不是"楚伐中山"的纪念物;"山"形纹饰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几何图形,但是实际上应是"火"字或者火的形象,山字镜实则是火字镜。
 2013年9月,为配合巩义市自来水公司拟建的甫新花苑项目建设,巩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区域内钻探发现的77座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其中M3保存较为完好,其大墓道小墓室为主的墓葬形制及屈肢葬为特征的埋葬风格和出土器物的特点表明其应是秦墓,反映了在秦军东进和确立统治时秦文化对当地传统文化影响和渗透的过程中所表现的文化态势。
2014年,对新乐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新乐下层文化房址3座、灰坑1个,新乐上层文化房址1座、灰坑4个、灰沟2条,出土有大量夹砂陶片、少量石器及煤精制品。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新乐下层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5200～4800年。根据出土遗物,推断新乐上层文化早期遗存的年代约在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
 吴佩孚致汪精卫函是吴佩孚研究的重要文献,它集中反映了吴佩孚当时的立场与主张。在日本侵略者深入国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全民族神圣抗战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吴佩孚提出"中日辅车相依",主张对日和平,成立傀儡政权,并与日伪进行所谓"出山"条件的交涉,显然是与当时的抗日大局相违背的。

珍珠门文化作为商周时期的东夷文化,首先发现于胶东地区。随着鲁北地区考古材料的丰富,特别是潍坊汇泉庄、淄川北沈马等遗址的发掘,表明以素面红陶鬲为代表的非典型商周文化遗存应属于岳石文化之后珍珠门文化的范畴。鲁北地区作为珍珠门文化的重要分布区,存续下限可至西周中晚期,说明该地区的夷人文化系统并没有被商文化完全取代或同化,而从西周早期开始,东夷土著文化与周文化逐渐融合,西周中期之后其主要文化因素也逐渐融入周文化之中。
 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恒先》,保存完整,是研究古代哲学思想的珍贵文献。"恒"即马王堆帛书《易传.系辞》中的"大恒",殷墟卜辞中称为"王恒"。恒即常,故"恒先"即《老子》第四章所说的"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
古代文明与*形成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本刊从2009年4月在河北易县清西陵召开的"古代文明与*起源学术研讨会"上择选一组发言,以彰显部分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
 虎符是古代兵制中发兵的信物,分左右两半,合符为验。虎符发兵制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至汉代已日趋完善。此文对汉代虎符资料进行了初步整理,从资料内容、器物特点、相关制度几个方面进行了初步梳理考证,是一篇关于汉代虎符的综合性研究文章。
在三峡地区已发现8处人类化石地点,既有距今200万年左右的欧亚大陆早期人属成员,也有距今1万余年的晚期智人。这些材料对研究直立人及早期人类和晚期现代人的起源与演化等,均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客观结并科学规划三峡地区的古人类研究工作,是该地区相关科研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